二、英国公私合伙之发展过程1.源起。

对于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也经常采取拖延的方式予以应对。（二）暴力执法近年来，有关暴力执法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城管领域更是成为暴力执法的高发领域。

该规定旨在杜绝逐利性执法。执法能力，就是指顺利完成执法活动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法治理念、基础法律知识的培训。行政职责是行政职权不可分离、不可或缺的伴生物，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是同一个行为过程中的两种机制。由此可见，暴力执法的危害极大，消除暴力执法，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因而，加强行政执法的保障，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是实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意。加强行政执法主体的权力保障，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对执法主体所需要的权力给予合理的评估和判断，从而赋予其与执法任务相匹配的权力。所以，在德国反而担心公部门避难至行政契约，进而遁入私法，造成法治国门户大开之状态。

在未获得有效解决前，美国多位学者实际上已提出政府职能私有化后，企业外包所带来之负面影响，由于美国法律尚无第三人基本权效力之规定，只能从公法价值上予以论述。（3）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 7个州己有境外契约，内容为社会给付之电子技术（IT）服务功能。例如，回归行政法公部门要求在PPPs之合约中应加强工人安全、卫生、及退休。Ziekow教授欲以扩大行政契约之适用范围至公私合伙之采购合约及投资合资上，确属用心良苦，也算是对公、私合伙纳入行政法各论中之行政任务，有所交代。

三、德国公私合伙制度之进程1.源起。但政府功能私有化后本来已很难监管，如再以境外契约之方式执行契约之细节，更无法监管。

剩余责任系担保责任之延伸，国家必须承接私部门违约失职后之行政任务，维持基本权第三人效力继续之原则，由担保责任到承接责任之国家角色转变，基本权之防御功能转为对国家应尽保护义务之要求。于此，不得不回归行政法之本质，政府职能私有化后，转包予境外处理，是否系好的公共政策（good public policy）？是否系值得美国国会重新思考，该转包予境外处理之合约，在国外贸易条款之大旗下，宜维持社会给付之主流或反道而行，直接立法将行政任务私法后之契约外包，不得转包予境外处理。而国家与照护提供者应系公法行政关系，监督后者对被保险人（公民）之给付应有一定质量，则产生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于此照护提供者自然不能主张基本权，而系应由受益之第三人主张之。国家在社会法治国下，对公民社会基本权之实现，担保私部门必须确实履行之，以确保给付行政之质量。

公私合伙中之公法价值及治理与私人利润极大化相冲突。而私部门却要求加强效率、质量、速度，两者有明显冲突，却各有其自认之公共价值，因此PPPs之协调合作，自可体现多层公共价值，这也是公、私契约不易认定，而须另诉诸司法审查之主因。公部门有其维护公民基本权、给付不停止之公法价值。事实上，公、私合伙本来就是公、私部门对其各自公法价值协调下之公法契约。

其实笔者以为，德国法律下之公法契约，已维持了政府职能之公法价值，实不必担心逃避于行政契约。而私法部门有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强化服务质量之私法价值（当然也可融会成私部门之公法价值），两者欲兼顾，实系缘木求鱼，公部门之价值可能被私部门追求最大利益之价值所取代。

究其所以，乃英国强化管理治理，在财政部工作小组带领之下，管控各机关计划之执行，落实PPPs之契约规范，严守其公法上之价值是其主要之原因。（4）儿童扶持执行计划（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Programs ）: 12个州已有境外契约，内容为电子技术服务功能外，亦有事后追踪、研考、规划之功能。

特别是英国成功发展的PPPs，建构公法下之政府契约及私法下之政府契约之模式足资赞许。尽管如此，Ziekow教授也承认，PPPs在传统行政组织型态下，固有其优点，但藉私人之力达成行政目的，确无法规避以下缺点：（1）对市埸力量过于依赖。又根据加州州政府之审计报告（State Auditor Report），该州2007年共有185个州之合约，金额共计60 000 380万美元转包予境外契约定作者，这只是有上报之粗略统计，其余各州均逐年增加其私有化下境外委托之契约，其势无法可挡。后者解决了英伦海峡与欧洲的运输问题，促成了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举办权。该利害关系人或许同意公共价值之普世趋势，但在运作过程中，却可能寻求不同之手段，反对特定普世价值之形成。公权力系法律分配力量与责任之结果，其在法理及政治上对本身之执行力负责，无论其直接运用，经由契约、或其它之机制。

综观以上限制，有关限制型法案推展并不很成功。四、美国公私合伙之发展现实1．社会福利计划执行的现实观。

2．社会给付之特色—从私有化到境外契约。鉴于德国对社会法治国公民基本权之保障，框架在社会行政法下之行政法各论中之行政任务，已实施了30余年，成为传统社会国原则之一，Ziekow教授进一步欲将公私合伙下之基础设施行政纳入行政程序法之行政契约规制之中。

美国在PPPs之发展过程中，行政法学界多以私有化（privatization）契约外包（contract out）、委外代工（outsourcing）或市场化（marketization）等专有名词处理之。于此所有行政行为，均在公法下严格解释，法律关系主体就是公法主体。

笔者认为国家之执行责任，至少应负监管职责，尚不会沦于仅有付费功能。在德国传统行政法体系内，借着行政一体的诉求，强调高权之制裁与强制执行，以个人权利之保护架构于自由法治国及社会法治国宪法之内，则凸显了行政处分之重要性，其百年来，确实提供了避免行政恣意之手段，在法治国原则下，确保了民主正当性及民意之监督。（1） 2004年底，美国约有40个州，计200个法案（bill）被提出，欲限制境外契约的适用，州政府应优先核准在境内执行之服务型契约（to implement preferences for domestic services contractors），该年全美国仅通过4个限制型法案（restrictive bills）; 2005-2006年间，全美有190个限制型法案被提出，其中仅有10个成为正式的州法律。而属于社会福利给付之设施行政，居英国全部PPPs业务量之第二位，迄未闻有重大弊案及争议，足证英国之政府契约在完善的公法架构（public law scheme）下，运行于PPPs之中，必须归功于司法审查之强力介入与公证性。

由于以境外契约与转包之方式执行社会服务计划，不仅价格低廉，容易创造利润，更可节省成本，以国外进步之IT之技术加强社会给付之质量，故大量被美国各州所运用。（2）美国国会及联邦政府于1996年正式通过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重建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PRWORA），正式废止失依儿童家庭津贴（Aid Families with Dependence Children, AFDC）之行政给付，而改以一次性给付之贫穷家庭暂时补助方案（Temporary Assistance or Needy Families, TANF）取代之，并正式在该PRWORA之法案中，明文授权移转联邦政府之社会行政予各州政府，且各州政府得依其裁量权，将福利行政再交予县、市政府或私人机构（private organizations）运作。

例如，照护及医疗保险之被保险人，其与私部门间（照护提供者或公、私立医院）系私法契约关系，其所能主张者是主观上之请求权，要求国家保障并实现其退休照护生活。州之立法者与相关学者均对私有化下之境外契约持保留立场

而美国行政任务私有化后，行政机关对外购买服务，公权力充分与私部门分享，而未建构监督与契约治理机制，堪致忧虑，特别是契约外包之下，相关法律不禁止境外转包，则服务之质量与法律正当性受到质疑。由于PPPs不但符合成本效益及效能分析，更能使公共政策跨越公私间之鸿沟，有助于公共政策之执行。

究其所以，乃英国强化管理治理，在财政部工作小组带领之下，管控各机关计划之执行，落实PPPs之契约规范，严守其公法上之价值是其主要之原因。其实笔者以为，德国法律下之公法契约，已维持了政府职能之公法价值，实不必担心逃避于行政契约。德国系欧盟之主要成员国，针对公私合伙受欧盟各国重视之程度，德国行政法学界当然无法自外其冲击。乃系担心政府职能逃避于行政契约，再由行政契约遁入私法。

例如，前述南卡罗讷州所建立之州失业、税务保险系统，己替该州节省14万美元，归功境外契约之低廉成本。从合作之项目，可知英国在PPPs之实践上，并不区别基础设施之公共行政与公民生存照顾之给付行政，最大宗者仍然系交通建设中之采购合同及重大公共工程之支出，其次方为公民社会基本权下之基础设施。

也算是对PPPs之发展有所正面响应。但周遭居民虽赞成公民社会基本权之实现，却反对在自家附近设定该医院，因为担心智障儿之出现，会影响当地儿童之教育及成长。

但德国内政部仍然严守法治国之界限，惟恐门户洞开，行政机关或公部门如避难至行政契约，而违反了民主正当性，实非其所乐见，故对内政部下之行政程序法修正委员会针对Ziekow教授及Schuppert教授之修正意见书，予以限缩，仅接受公法效果之合作型契约，成为德国官方版之行政程序法中关于行政契约的修正版本。笔者认为国家之执行责任，至少应负监管职责，尚不会沦于仅有付费功能。